武夷巖茶與佛教不解之緣|巖茶文化
“四大皆空”的佛家，似乎對清淡微苦的茶味，有著一種緣于自身學說的悟照，茶的清淡與淡泊塵世的佛家學說也有著聯(lián)系。茶棲云霧，委身巖崖的形態(tài)，以及品性清潔的習性，也與佛家學說有著象征聯(lián)系。茶的苦中有甜的品味，也成為佛家的修行以苦為樂的生動寫照。
武夷山，重巒疊嶂，丹霞地貌，終年云霧飄繞，空氣濕度大，適合茶樹生長，為出產(chǎn)名茶提供得天獨厚條件，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廟修筑于深山密林，就是仿照他們“遠避塵世，靜宜誦頌”的道理。把寺廟修建于紅塵之外，少有人世紛爭干擾，沒有市井物欲的誘惑與喧囂的塵浪。
新鮮的空氣，益于健康長壽，更益佛家專心念經(jīng)。因此，很少見到寺廟修筑于市井之中。就這樣，茶與寺廟便基于共同的理由，一同走向深山。茶便成了佛教僧侶的必需品，而又符合佛教教義。佛教精神與茶性本質(zhì)的內(nèi)在共鳴，是茶與佛結(jié)緣的必然，形成了“茶佛一味”或“茶禪一味”的基礎。
由于茶被佛教界視為“神”物，飲茶之風傳播武夷山大小寺廟，種茶、制茶成為僧侶一業(yè)。名僧文化素質(zhì)高，往往將喝茶作為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，對茶葉采摘、焙制也十分講究，于是一種種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監(jiān)制下產(chǎn)生了。
譽名海內(nèi)外的茶王——大紅袍，古代就屬天心永樂禪寺管理、享用；清代名僧釋超全善烹功夫茶，入山為僧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，他的《武夷茶歌》就是傳遞制造烏龍茶的第一手資料。臺灣的凍頂烏龍茶，就是清代臺灣舉人林鳳池赴京趕考結(jié)束，慕名武夷，下榻天心永樂祥寺，住三日，與高僧結(jié)為茶友，獲該寺方丈贈送24株武夷烏龍茶苗，返臺種植鹿谷鄉(xiāng)。
經(jīng)百余年擴展，現(xiàn)已遍及鹿谷群山，成為臺灣名茶。以茶道而名聞于世的日本，原來并不產(chǎn)茶，在唐朝，由日本留學僧、遣唐使帶回茶種，首先種在梵釋寺等寺院。弘仁六年（815年）四月嵯峨天皇來到梵釋寺，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獻給天皇。天皇喝下，清心爽口，十分高興。從這時起，中國茶樹才在日本扎根繁殖。日本第一本《茶經(jīng)》也是入宋僧傳播禪宗時回日本著的。
歷代名僧與文人在武夷山游覽之余，詩文之間無不彌漫著一股禪味。唐代著名和尚靈一法師詩曰：“野泉煙火白云間，坐飲香茗愛此山。巖下綰舟不忍去，清一水流暮潺緩�！�
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講學50年，足跡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廟，與僧人成為至交。他曾拜武夷名僧為師，在武夷山九曲溪溪邊親自種茶，攜簍采茶，筑茶灶，以茶論道。并即興吟詩；“仙翁遺石灶，宛立水中央。
飲罷方舟去，茶煙裊細香�！泵鞔娚懭菰娫疲骸敖巷L致說僧家，石上清泉竹里茶。法藏名僧知更好，香煙茶葷滿袈裟。”詩人把僧侶喜愛飲茶的情感，描寫得淋漓盡致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“茶禪一致”、“僧茶不分家”。已故的原中國佛教協(xié)會會長、當代著名佛教界詩人趙樸初先生，1990年10月，以84歲的高齡，興致勃勃游覽武夷山。
他不僅鐘情武夷山水，對武夷巖茶贊頌有加，揮毫題詩二首，他在《御茶園飲茶》一詩中寫道：“飲茶之道亦宜會，聞香觀色后嘗味。一杯兩杯七八杯，百杯痛飲莫辭醉”；“七碗受至味，一壺得真趣�？粘职倌曩剩蝗绯�茶去�！边@一首詩題懸于武夷山御茶園“五調(diào)堂”。
趙樸初先生題寫的五絕茶詩，蘊含的禪機如何深奧，我不得而知，但“吃茶去”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，不入茶道便無從理會。
趙老對武夷茶的鐘情達到如醉如癡的地步；后來他在為武夷山天心永樂禪寺撰寫寺名高興之余，高聲吟詩：“千言與萬言，不如吃茶去”。重復自己寫的這句詩，以茶明性真情真趣。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漸為后人賞識，更加成為佛教僧侶的情感寄托，在飲用與誦頌中與禪融為一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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